中职教育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回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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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2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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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收入偏低是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普遍面临的问题,中职学生毕业后主要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这是中职教育选择意愿较低、流失率较高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收入也有明显差异,人力资本存量与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之间潜存着关联性。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运用在2万名随机样本中抽取的345名中职学生从学业到就业的五次追踪调查数据(2013—2018年),考察了中职学生的人力资本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回报,并探讨了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的交互项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中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均能显著提高劳动收入;同时,家庭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表明二者具有互补关系,寒门学子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弥补家庭资本之不足,进而提高劳动收入。


  关键词:中职教育;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结果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是教育经济理论与教育宏观政策关注的重要问题,从教育视域关注毕业生的收入差异时,人力资本是一个关键概念。在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中,人力资本往往有很强的解释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缩小了收入差距,人力资本的差异是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内部存在着因部门分割而产生的劳动收入及岗位发展差异,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存在着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进入某类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根据已有研究可知,主次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决定机制不尽相同,主要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1],但次要劳动力市场面向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要求并不高,家庭资本反而显得更加重要[2]。也有研究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为人力资本指标,发现其对低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影响[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劳动力市场内部职业差异日益明显,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从城乡分布、部门差异、行业类别、职业类型、所有制区分、地区划分等视角探索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及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其中,郭丛斌根据不同职业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主、次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明确划分,将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人员划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其他职业从业者归入次要劳动力市场[4]。中职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社会状况。但现实情况是较高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主要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中低技能劳动者主要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中职学生作为中低技能劳动者,绝大部分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按照郭丛斌对主、次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标准,我们对中职学生的调查样本中,93.9%的初职岗位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


  由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往往伴随着工资收入相对较低、工作稳定性较差、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问题,这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种错觉,即上学与不上学都是打工,中职教育无用,致使初中毕业生对于中职教育的选择意愿较低,部分学生宁愿辍学或者复读也不愿意读中职[5]。一些“伪自愿”进入中职学校的学生,就读期间也有较高的流失风险。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13—2017年中职学校学生流失率均在20%以上,平均流失率为22.3%,约是普通高中(4.5%)的5倍[6]。本文以中职学生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正是试图对“中职教育无用”这一论题做出基于实证数据的讨论。同时,通过分析中职学生人力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关系,为我国提高次要劳动力市场从业者的劳动收入,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推动中职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人力资本与劳动收入


  教育结果和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微观经济政策考虑的核心。在关于教育结果和收入不平等的起源和传播争论中,人力资本是一个关键概念。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的能力,进而提高其劳动收入[7]。新人力资本理论不仅认同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而且进一步将能力明确界定为认知和非认知两个层面。尤其是Hanushek等人通过研究证实了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于个人收入的重要性[8][9]。


  在人力资本中,“非认知能力”是与“认知能力”相对应的凝结在个体身上的一种品质。经济学界偏好使用“非认知能力”的概念,心理学界偏好使用“人格特质”或“人格”的范畴。近年,非认知能力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能解释劳动力市场上80%的回报[10]。提高非认知能力,尤其是提高弱势群体的非认知能力,可以增加他们在教育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机会[11]。也有针对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研究,同样发现了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收入的显著影响。其中,非认知能力(尽责性)的影响最大,解释了14.3%的工资变化[12]。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职学生的人力资本也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且,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均有可能对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产生积极影响。


  (二)家庭资本与劳动收入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为个人发展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源,是个体可以随时调动到职业活动中的资源。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认为家庭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家庭背景”,在分析上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13]。一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与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14]、收入水平[15][16]、政治身份[17]等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尤其是Breen等的研究认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由于主要面向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家庭资本更为重要[18]。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都会对毕业生收入产生影响。但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家庭资本是否比人力资本更加重要,中职学生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是否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尚需数据证明。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文献分析,并根据新人力资本理论,本文假定中职学生的人力资本对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提出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中职学生认知能力与其劳动收入显著正相关。


  假设2:中职学生非认知能力与其劳动收入显著正相关。


  同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考虑到中职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农村家庭,其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很可能不是线性的,因此,本文假定中职学生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一种替代或互补关系,进一步提出假设3和假设4:


  假设3:中职学生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相互补充。


  假设4:中职学生人力资本与家庭资本相互替代。


  考虑到除了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外,户籍、性别等个人特征,以及职业、行业、部门差异也可能对劳动者劳动收入产生影响。因此,在讨论人力资本、家庭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关系时,本文控制了个人基本特征和职业、行业、工作时长等对收入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同一批样本连续5次的追踪调查。2013—2016年,针对分层随机抽样的样本,通过现场问卷和访谈形式,围绕中职学生的在校情况进行了4次调查,获得了近2万名学生的有效信息,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学历和职业等家庭信息,学生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等学生个人基本信息,以及认知和非认知发展状况,学校荣誉(是否国家级示范校)以及办学类型等学校基本信息。2018年,采用电话访谈形式围绕样本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状况再次进行了追踪调查。根据Krejcie提供的推荐样本规模表格,在95%的置信水平下,如果总体规模为2万人,推荐的样本规模为377人[19]。考虑到电话形式不一定能联系上所有样本,且一部分人会拒绝参与访谈,因此按10%的比例从2万名样本学生中随机抽取了电话追访对象,最终收集到1107个样本的就业信息。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在原始数据中:(1)剔除没有家庭资本数据的样本;(2)剔除中职毕业后继续求学和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样本,本文只关注直接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中职学生;(3)剔除收入极端值,最终得到345个有效样本(大于基于90%置信区间的样本量)。


  (三)变量定义


  研究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问题,首要任务是定义何为“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即劳动所得的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专利收入、稿酬等。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主要为工资薪金,本文以个人的工资性收入即初职月薪为因变量,剔除异常值后,月薪范围在500—6200元(人民币)。


  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人力资本,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两个方面。具体而言,认知能力以中职学生在一、二年级学年末①的数学、专业知识和技能标准化测试成绩为测量指标,非认知能力以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尽责心品质为测量指标。


  选择数学和专业知识技能标准化测试成绩作为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是因为数学是国际性学科,是高中阶段学生必修的文化基础课之一,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可以用来衡量学生的基本知识技能。同时,职业技能被视为中职教育的关键目标,但囿于大规模数据的可得性,不便通过实践操作考量技能状况,因此,本文采取在卷面测试中增加部分体现实践操作技能的题目,从中既能测量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学生的实践技能。


  选择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尽责心作为非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是因为自我效能感和尽责心是已有文献中研究与个体发展成就相关问题时常用的指标。本文使用张建新和Schwarzer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20],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使用的大五人格量表中的尽责心量表,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21]。自我效能感和尽责心量表分别采用likert四点、五点计分法,每个量表所有题项加总后,经过标准化处理,得到量表得分。


  中职学生家庭资本和在校期间是否流失也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变量。依据科尔曼对家庭资本的划分[22],本文从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三个方面测量中职学生的家庭资本。家庭文化资本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衡量。样本中父亲的学历有6种:没有读小学(3.3%)、小学(22.4%)、初中(53.7%)、高中(17.2%)、大专(2.5%)、本科(0.8%),在变量进行操作化时,依次赋值为0、6、9、12、15、16。家庭社会成本用父亲的职业类型来衡量。“职业”是个人与社会的连接点,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个人在社会中拥有资源的多寡。依据李春玲提出的阶层分化标准将职业分为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23]。调查数据显示,样本学生父亲职业只有中下和底层两类:中下层包括一般专业技术人员、基层行政人员、现役军人和警察、个体经营者;底层包括农民、普通工人、无业下岗人员等。变量操作时,底层赋值为1,中下层赋值为0。家庭经济资本的衡量主要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在学校儿童健康行为研究项目中开发的《家庭富足量表(FAS)》,以电冰箱、电脑、洗衣机等拥有量来标示家庭经济状况,共14个项目,“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选取一个主成分作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代理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1)、民族(汉族=1)、户口类型(农村户口=1)、年级(一年级=1)、专业(计算机=1)等个人基本特征变量,是否示范校(是=1)、办学类型(普通中专为基准组)等学校特征变量,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工作岗位类型、公司规模、每周工作时间等就业状况变量。样本基本信息见表1。


  (四)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OLS分析人力资本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lnwagei为中职学生i初职月薪对数;CAP为人力资本测度指标,FAM为家庭资本测度指标,β1、β0为其影响系数;∑1nCin为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即可能影响劳动收入的其他因素,γn为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α为常数项,εi为误差项。


  考虑到家庭资本会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收入,人力资本也可能会借助家庭资本对收入产生影响,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家庭资本与人力资本交互项FAM*CAP,以分析家庭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并由此说明家庭资本—人力资本—劳动收入的链式反应关系。


  在公式(2)中,如果β2为正,说明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共同提升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如果β2为负,表示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一种互替的交互关系,一方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另一方来提升劳动收入。


  四、数据结果


  (一)人力资本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的影响


  表2显示了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放入数学成绩标准分、专业成绩标准分等认知能力变量,分析认知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分别放入尽责心、自我效能感等非认知能力变量,考量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模型5纳入了所有人力资本变量,考察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收入的共同影响。


  由表2的前四列可以看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表示人力资本与劳动收入正相关,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得到支持。其中,专业成绩、自我效能感得分对收入具有不显著的积极影响,说明专业知识和技能、自我效能感对提高劳动收入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学成绩、尽责心得分与收入正相关,且均在5%的显著水平,这表示文化基础知识每增加一个标准分,劳动收入增加6.6%;尽责心得分每增加一个标准分,劳动收入增加5.5%。


  由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知,纳入所有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变量后,R2增加到0.21,说明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解释力增加,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的重要性有所提升。此时,数学成绩和尽责心得分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依然为正,相比模型1和模型3,二者的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文化基础知识和尽责心每增加一个标准分,劳动收入分别增加6.0%和5.2%,这表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是影响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专业知识技能、自我效能感与劳动收入依然表现为不显著的正相关,表示专业知识技能和自我效能感得分的增加对提高劳动者收入有积极影响,但这种积极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从家庭资本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来看,模型1到模型5,家庭文化资本与收入显著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稳定,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个单位,劳动收入增加2.0%;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个人劳动收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从表3的模型1到模型3可以看出,家庭资本总体上对中职学生劳动收入有积极影响。


  (二)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本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的交互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知,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本均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有显著影响,根据已有研究可知,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本并不单独对收入起作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调节或者联动效应。因此,我们将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相结合,分析两者的交互项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对于家庭资本,本文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相加,若值大于零为高家庭资本组,赋值为1;值小于零则为低家庭资本组,赋值为0。对于人力资本,依然分为认知和非认知两个维度,在认知方面,本文将数学成绩标准分和专业知识成绩标准分相加,值大于零为学业优秀组,取值为1;值小于零有学业较差组,取值为0。非认知方面,采取同样的办法,自我效能感得分和尽责心得分相加,值大于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在模型1和模型3中,认知能力与家庭资本交互项表现为不显著的正相关,这表示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3,说明家庭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存在正的偏效应,即家庭资本高能够推动学业成绩优秀,进而对劳动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家庭资本和认知能力共同对劳动收入起作用。但同样,家庭资本低,不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和进一步投资,对劳动收入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容易陷入“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泥沼,导致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在模型2和模型3中,非认知能力与家庭资本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示两者是一种相互替代关系,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4,说明家庭资本通过非认知能力对劳动收入存在显著的负的偏效应,即家庭资本低时,可通过推动非认知能力增加,进而对劳动收入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家庭资本可以和非认知能力相结合,一种资本的减少可以因另一种资本的增加而得到弥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职学生为样本,重点考察了人力资本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回报,并探讨了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本的交互项对劳动收入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人力资本对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中职学生的劳动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认知能力中的文化基础知识、非认知能力中的尽责心对劳动收入的回报率分别为6.6%和5.5%;专业知识技能、自我效能感对劳动收入具有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家庭资本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有积极影响。其中,家庭资本中的文化资本能显著提升其劳动收入,回报率为2.0%。第三,人力资本和家庭资本的交互项对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资本与人力资本中的认知能力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资本高不仅可以直接提升其劳动收入,而且可以通过提高认知能力间接作用于劳动收入;家庭资本与人力资本中的非认知能力呈现出相互替代的关系,非认知能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劳动收入,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资本的缺失与不足,进而作用于劳动收入。


  总之,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单独对劳动收入起作用,二者可以通过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收入。因而,寒门学子读书并非无用,就读中职学校也并非无用,尽管都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打工,是否完成中职学业,其人力资本存量不同。与中职流失学生相比,毕业生的收入更高;与人力资本较低者相比,人力资本较高者劳动收入更高;人力资本对家庭资本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对于中职学生群体而言,认真完成学业是提高人力资本、弥补家庭资本弱势、进而提升劳动收入的有效路径。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和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学术研究、公共政策共同关注的问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国家积极推进普及高中教育的政策背景下,切实提高中职学校的育人质量,有效控制中职学校的高流失现象,全面提升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储备质量,是缩小劳动收入差距、缓解阶层固化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有益路径。